前不久，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查办职务犯罪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披露了一宗鲜为人知的渎职犯罪案件：沂水县公安局城里派出所所长于见爱、县法院执行庭庭长徐义生、县工商局局长张宗波（副县级）等五名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舞弊造假，帮助该县工商银行原行长牛树伟以处理呆账名义核销贷款，给国家造成29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这起由警官、法官、工商干部、公证人员与银行行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骗取国有资金的离奇荒唐的案件，竟然发生在民风淳朴的沂蒙老区，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如今，这一丑剧已降下帷幕，弄权舞弊的官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此案的发生实在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1999年初春，一封举报信从上级检察机关转到沂水县检察院，内容是举报沂水县工商银行行长牛树伟诈骗国家资金中饱私囊。信中说：在贷款人依然健在、企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牛树伟勾结有关部门出具假死亡证明、假破产证明，骗取了巨额国有资金。
举报信令沂水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感到十分惊奇，活人被出具死亡证明，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检察长决定布置精干力量展开调查。因为涉及到县里多家司法、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工作秘密地进行。
检察官将突破口选择在沂水县工商银行1993年与1994年核销的贷款上。他们在上级银行查到了该行核销贷款的情况，逐一进行排查核对。
1999年3月5日，身着便装的办案人员到某发动机配件厂，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找到了企业法人代表刘某，他曾于1993年4月20日被派出所出具过死亡证明，他的工厂被县工商局出具过“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可眼下站在办案人员面前的却是一位身板硬朗的沂蒙汉子，工厂也在正常地生产着。刘某快人快语、性格直爽，详细介绍了1993年他在沂水县工商银行贷款并于1994年7月连本带息归还银行的情况。刘某把检察官当成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更没想到6年前自己竟被出具了死亡证明。
检察官又连续调查了几家贷款企业，几年前被派出所出具过“车祸死亡”、“病故”的企业法人代表都是体格健壮的大活人，贷款的本息也早已还给了银行。甚至距银行仅几步远的那位爱说爱笑的某局办公室主任也曾被派出所出具过“因病死亡”的证明。
调查工作进行了三天，检察官跑遍了全县，调查清了29名曾在银行贷过款的企业法人和当事人，这些健在的人都被出具了死亡证明或失踪证明。毫无疑问，胆大包天的派出所所长睁着眼睛说瞎话，给银行开出的全是假证明，真是世所罕见。
1999年3月18日下午6点，沂水县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的检察官来到城里派出所，正式接触所长于见爱。这是一位参加工作36年的老公安，二级警督，副科级侦查员，在沂水县城也是一个一跺脚县城就晃荡的大人物。
推门而入的检察官对于见爱说：“我们是县检察院渎侦局的工作人员，找你了解有关问题，请你配合。”于见爱耍起了蛮横的态度：“凭什么配合你们，我要向局里汇报！”说罢，气冲冲地撇下检察官，坐上“桑塔纳”，直奔县公安局。
于见爱冲进局长办公室，尾随而来的检察官也跟了进来。于见爱朝着局长喊道：“检察院找到我头上来了！”早已了解情况的公安局局长严肃地对他说：“你应当认真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再也无计可施的于见爱只得悻悻地跟着办案人员到县检察院。
检察官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有渎职、失职、玩忽职守的问题。配合我们调查，讲清事情经过，是你唯一的出路。”于见爱企图蒙混过关，嘴硬地说：“我没问题，我干了30多年公安，以党性担保没有任何问题，我决不会拿政治生命开玩笑。”检察官要他正视现实，不要越走越远。然后，让他考虑考虑再说。
于见爱考虑了一个半小时后，试探着问检察官：“是不是县工商银行的事和我们有牵扯？”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也明白检察官为什么找他，但他没有勇气讲清楚事情的真相。他深知后果的可怕。他问检察官可以抽烟吗，得到允许后，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紧张地思考着对策。又过了半个小时，他提出要小便，但是刚走进卫生间却又马上走了出来，还是一支接着一支地猛抽着香烟。
当晚11点，于见爱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有件事想给领导汇报一下。1993年，县工商银行的牛树伟打电话找我，说行里困难，上面有核销政策，让我给帮帮忙。我说这可不是小事，出了事怎么办？牛说不会有事的，出了事我们担着。”
于见爱和牛树伟是邻村同乡，牛树伟经常请于见爱吃吃喝喝，给于送烟送酒。派出所盖办公楼时，于见爱曾借过工行2万元，后来只还了1万。既是同乡，又欠情份，人家提出帮忙，怎么能拒之于门外呢？可这一帮忙，于见爱竟敢把活人说成死人，指使派出所的内勤给县工商银行开了29份假死亡、假失踪的证明，把党纪国法全部抛在脑后，结果却把自己也“帮”进了监狱。当于见爱在拘留证上签字时，握笔的手直颤抖，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
检察官还查出于见爱和副所长孔令胜、内勤兼会计的潘友亮私分派出所的小金库款6万元。孔令胜和潘友亮接着也落入了法网。
1958年出生的牛树伟，在银行系统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凭着后门关系，他于1976年到县人民银行做亦工亦农的办事员，虽然在1987年才农转非，但在一年前的1986年他就当上了县工商银行的信贷科科长。1988年，不具有干部身份的牛树伟竟当上了县工商银行的副行长，1990年才正式转为国家干部。1993年，年仅35岁的他又升任县工商银行行长，1997年时被任命为副县级干部，1999年调任临沂市工商银行信贷部主任。依靠关系网的庇护，命运之神始终关照着他。他一无学历，二无资历，却在众多的大学生、转业军人中脱颖而出，掌握着县里的金融大权，这就养成了他胆大妄为、目空一切、说一不二的个性。
1993年牛树伟当上县工商银行行长后，恰逢上级银行要核销贷款。《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账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规定，凡是贷款人确已死亡、失踪，企业确已破产，并无财产可执行的个人贷款或企业贷款，可视为呆账，经报请上级银行批准后，可予以核销。心术不正、敢于冒险的牛树伟马上意识到这是骗取国有资金的最佳机会。核销贷款仅靠银行一家办不到，还须有公安、法院、公证、工商多家司法、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这对于精通“关系学”的牛树伟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想，山高皇帝远，只要打通了关系，骗出国库的钱来，国家能奈我何！
在幕后策划的牛树伟，没费多大劲就把派出所、法院、公证处、工商局一一摆平，各个关卡形同虚设，诈骗活动一路绿灯。他先利用同乡关系找到于见爱，从派出所开出了29份假死亡、假失踪的证明，又找到县公证处的副主任孙某出具了30份假公证书。
牛树伟在找县法院执行庭庭长徐义生时，心里也有些打怵。这位徐庭长号称县公检法“第一横”，当事人请他吃饭，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会大眼一瞪，抬手把酒泼到人家脸上。他对牛树伟倒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的，因为他有求于银行。牛行长提出要出具“终结执行裁定书”，这个干了14年法官的庭长居然不知道“终结执行裁定书”为何物。徐义生让手下人找来后，问清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就与牛树伟一番讨价还价。徐义生向牛树伟提出自己的女儿要进银行工作，牛树伟满口答应；徐义生又要银行给法庭买7000元的办公桌椅，牛树伟买好以后送去。接着，牛树伟又恭请爱喝两杯的徐庭长赴宴，满桌的山珍海味，满口的恭维奉承，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中使得醉眼朦胧的徐庭长把30份盖有法院公章的“终结执行裁定”书送给了牛树伟。酒杯压斜了天平，司法权拱手交给了居心叵测的诈骗犯，由县工商银行填上虚假的内容后去欺骗上级银行。
骗核销贷款的最后一关是，要由县工商局出具“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1994年11月，牛树伟找到时任县工商局局长的张宗波。他一番花言巧语，胡说是为本县经济建设筹集资金，直听得张局长点头称是。张宗波于是违反规定，给了牛树伟10份原来应该由企业法人填写的申请书，由银行填写了伪造的内容。之后，张宗波指使本局企业科工作人员填上审查意见，他大笔一挥签字同意，并把时间写成1993年以前的日期。
至此，核销贷款的几道监督“岗哨”都被牛树伟攻开，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少数腐败分子，贪图蝇头小利不惜出卖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
沂水县工商银行利用一系列假证明材料，报上级银行骗取核销贷款30笔，共计294．7万元，其中本金167万元，利息127．7万元，并在批准核销的贷款中收回102万元转入本行的“小金库”。
检察官在办案中查出县工行的“小金库”高达1358万元。牛树伟等人用“小金库”的钱请客送礼拉关系，几年中仅招待费一项就支出了154万余元，送礼支出了82万余元。牛树伟则经常用公款带老婆孩子到深圳、海南、桂林、庐山等地游山玩水，甚至去加拿大等国旅游。
检察机关还查明，牛树伟利用行长的职务之便，在办理信贷审批业务、基建工程承揽、结算过程中非法受贿财物22笔，钱物折款共计6．32万元。
平步青云的牛树伟深谙“关系学”的精髓。他当官靠关系，核销贷款靠关系，骗的款入“小金库”用于请客送礼也是为了编织关系网。但是，当他被检察机关查处时，他那精心编织的关系网却挽救不了他。
案件的侦破震动了中共山东省委，省委书记吴官正批示：“抓紧查清事实真相，依法处理，挽回损失。”省委副书记陈建国指出：“执法犯法，性质恶劣，一查到底，依法严惩。”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案件的查办，渎职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赵爱民赶赴沂水县督办此案。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经过法院审理，被告人牛树伟犯受贿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于见爱犯玩忽职守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告人徐义生犯玩忽职守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被告人潘友亮犯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被告人张宗波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零6个月。
源远流长的沂水河，目睹了这伙利欲熏心的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特权自编自导的这一幕荒诞丑剧。这幕丑剧以骗人开始，以害己告终，难逃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历史的法则。
（《检察风云》第5期鲁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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